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科学家王大珩的主要科学贡献

 

     之三：主要科学贡献

陈星旦在王大珩先生传记中这样表达他对先生的敬意：“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从不同的层次对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作出贡献。许多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论，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少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直接从事耕耘，而是把自己的智慧与努力，融合在别人的科研成果中。”

 

王大珩就是这样一位不仅关心自己领域的工作和进展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科学发展与进程的科学家。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对我国一些重大科技发展方向提出了重大建议。

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电所；建议设立863项目；关注计量研究工作，担任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建议成立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建议中国自制大飞机；建议中国设立光学工程专业；建议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建议科学院和工程院做国家的咨询工作；建议重视中国的人才培养；对中国的仪器仪表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等。

 

面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四位老科学家联名上书邓小平，中国的“863计划”应运而生，结出累累科研硕果

    80年代伊始，世界主要的经济、军事大国相继迸发出一股追逐高技术的巨大洪流，高技术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

    1983年，美国宣布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其核心是运用现代激光技术，从空间摧毁地面发射一切先进的核武器及其核设施。如同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70年代的航天飞机计划一样。他们试图以此带动科技和经济的全面振兴，抢占21世纪的战略制高点。

    此后，欧洲各国也提出联合实施以发展未来高科技为目标的“尤里卡计划”。

    前苏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高科技发展纲要。

    日本也迅速作出反应，提出了“全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

中国政治家、科学家密切注视着世界的发展。中国要有中国的对策。

 那是1986年的初春，国防科工委几次组织专家讨论会，后来讨论会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科学院。陈芳允在会上发言：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王大珩当即赞同陈芳允的意见。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可能的。

 王大珩研究的是作为人类眼睛器官延伸的光学仪器，所以他习惯于远距离看问题，从长计议。他介绍了激光技术。

1958年，激光产生的方法和理论尚属一篇论文。两年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休斯公司实验室，人类获得了第一束人造激光。西奥多.H.梅曼博士从他的红宝石激光器上收获到的是持续三亿分之一秒的红色激光脉冲，而它的发明，使人类的视野和能力展现出一个美好的前景。

 1961年，激光在国际上出现仅一年的时间，王大珩和年轻的科技人员就研制出在结构形式上独具特色的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激光成为世界上最亮的光，大功率激光器输出的激光亮度，可以比太阳高上百亿倍。迄今为止，只有氢弹爆炸瞬间的强烈闪光，才能勉强与之相比。从做精细的眼科手术到摧毁洲际导弹，从传送图像到获得全息摄影，激光日益广泛应用于方方面面。以通信为例，一根光缆已能通几万门电话或几十路电视节目。美国、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实现通信干线光缆化，并已经合作建成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底光缆通信系统。

激光武器更是广泛应用于军事。1975年11月，前苏军用激光武器试验反卫星，顷刻之间，使美国的两颗侦察卫星变成了瞎子。美国为此吃了个哑巴亏。波长为0.53微米的激光致盲武器，可使几公里至十几公里外的人眼暂时或永久失明。早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海军曾使用激光眩目器对付阿根廷的来袭飞机，迫使驾驶员因眩目而放弃攻击。

王大珩深知，美国宣布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核心是：运用现代激光技术，从空间摧毁地面发射的一切先进的核武器及其核设施。在这个计划的32个主题项目中，直接与光电子技术有关的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创新科学技术部的36项研究计划中，光电子技术约占60%。在各种侦察卫星和战略侦察飞机上都装有大量的光电子侦察设备。在离地球赤道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上，可观察到地球约42%的表面积。人类的眼睛借助于科学仪器已经越看越远了。

对于战争来说，再也不是人海战术，而是立体化的现代战争。谁的军事科技落后谁就被动挨打。会议虽然是专业性的，但王大珩他们的发言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北京中关村，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迅速崛起为中国的高科技开发区。树木葱笼的大道旁，坐落着一栋栋高知楼。1986年，陈芳允、王大珩和杨嘉墀就住在这里，他们是近邻，又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时间就到一起探讨点问题。

那天，会议结束了。陈芳允吃过晚饭就敲响了王大珩的家门。王大珩正在阅读一份科技资料，一看老朋友来了特别高兴，连忙起身给陈芳允沏上一杯茶。

可是一贯不急不慌的陈芳允，此时却有点急不可待，没有多说闲话，直接进入主题：“我看中国高科技的发展不能再耐着性子等下去了，咱们得好好讨论一下这件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王大珩连忙请陈芳允坐在沙发上，说：“是啊，咱们得好好聊聊，此事儿事关重大，我也正在想下一步怎么办呢？”

两位老科学家越聊越觉得，中国虽然已经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之类的先进国防武器，可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别人都在前进，如果我们落后，我们就要挨打，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杀手锏，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的发展，才能国富民强。

最后，陈芳允说：“光我们这样谈不行，我们的想法还应该报告党中央，我看咱们是不是联名给党中央写封信吧，这样事情会好办一些。”

“当然可以！”王大珩赞同道，“这个点子太好了！这封信我来起草，把咱们的意见好好反映一下。”

陈芳允看王大珩主动承担起草这封信的重任，非常高兴：“好，这封信就由你来执笔，咱们写一份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吧。”

王大珩虽然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可那时毕竟已经是71岁高龄了。他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月，和陈芳允反复讨论修改过多次，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陈芳允和王大珩又去找我国核物理学界的泰斗王淦昌院士。

王淦昌把他们拿来的建议信一看，高兴地说：“这个想法好，我同意。”

接着，三位老科学家又讨论一番，空间技术是高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又去找杨嘉墀商量。

杨嘉墀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自动控制系统和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的专家。他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返回式卫星、“一箭三星”等卫星的设计和研制工作。曾当选为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副主席。

四位老科学家聚到了一起，他们逐句逐字地对建议信进行了推敲，郑重其事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中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书前面附有一封王大珩亲笔写的信：

敬爱的小平、耀郑、紫阳同志:

首先向你们致敬!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  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  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嘉墀  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  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敬上

                                       1986年3月3日

建议信写完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这封信怎么送上去呢？最后，四位老科学家商量的结果是直接送给邓小平。王大珩想了一个办法，和他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张宏，与邓小平熟悉，请他帮助把这封信直接送到邓小平手里。

张宏从王大珩手里接过了那封由四位老科学家亲笔签名的建议信，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当天就把信直接送到了邓小平手里。

邓小平认真看完了四位老科学家的建议信，心情非常激动，果断地作出如下批示：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

邓小平批示传达下来的第三天，即1986年3月8日，当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召集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对这封惊动了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会议认为，建议信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和促进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指导意义。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接着他们的老上级、50年代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现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把四位科学家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认真听取他们对于中国发展高科技的建议。最后谈到了经费问题，张劲夫说：“你们这个计划估算一下，大体需要多少钱？”

四位科学家谁也没有马上作答，他们相互看了看，谁心里都清楚：高科技就意味着高风险，就需要高投资，经费问题将制约着高科技的发展。可是对于中国来说，恰恰经费是最大的难题之一。

张劲夫看此事卡壳了，微笑着说：没关系，你们就大胆说出个基本数字，我好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作经费预算时也好有个底。”

王淦昌就试探地说：“我们搞国防科技一直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看每年几百万……一两千万……一两个亿都行。”他明知道，他说出的数字是杯水车薪，可国家实在困难，这个口真不好张啊！可又不能不张口，没有钱高科技只能是在蓝图上，所以他就一个数一个数的试着往上长。

四位科学家做梦都没想到，后来邓小平和党中央批下来的专款竟是100个亿。这么巨大的数字，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也能看出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心之大。

遵照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批示，由原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会同有关部委（院）组织了军民两个系统的二百多位专家开始编制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由于四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在1986年3月，所以简称为“863计划”。

中国要制定自己的高技术发展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自关怀下，“863计划”从提出、起步到全面实施始终得到科技管理部门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使这项计划迅速进人了正常运行轨道。

 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和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纲要，并于同年启动了中国高技术研究和发展计划（“863计划”）。

在“863计划”实施十周年的日子里，王大珩谈到自己所起的作用时，曾形象地使用一个化学名词“催化剂”。他说：“我们只不过起到了一点催化剂的作用。”然而，科学家们的影响力有多远？仅从“863计划”实施10年看，1996年3月21日，北京一家大报的头版上，以醒目的位置介绍了“863”的成果。

“863”使美国麦道公司与我们合作生产飞机机头。

“863”使15000多种军工产品转为民用，增加产值上百亿元。

“863”使卫星覆盖率达国土的80%以上，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大大提高。

“863”使每位国民多得口粮25公斤。

“863”使中国人拥有“工业领先”的企业。

“863”使每个新生儿对乙型肝炎免疫。

“863”使共和国拥有向世界科技前沿冲击的队伍。

“863”在“九五”期间的实施，强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们看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人飞上了太空，千年梦圆。

而“863”的硕果不仅仅是这些！

面对这些丰硕的成果，王大珩总是谦虚地说：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千百万人的奋斗和创造。同样，辉煌和光荣也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

桃李满天下，培养护佑千里马。 好伯乐言传身教，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

王大珩是中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是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公认的杰出的教育家。

十年前，快奔90的王老，还在不辞辛苦带博士生。老先生对我曾多次谈起他的学生，说他有好几个得意门生。蒋筑英在他门下读研究生时，他指导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王老赞扬蒋筑英说：“他做出来的，总是比我想象的好。”蒋筑英在王老身边工作了20多年，从一个年轻的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1982年6月15日夜，当王老得知蒋筑英病逝的消息时失声痛哭。就在前一天，王老还找到科学院的领导，提议应该破格提拔优秀人才蒋筑英……许多年过去了，王老只要出差去长春，总要去看望蒋筑英的妻子和孩子们，表达他对这个好学生的真挚情谊和深深的怀念。

       王大珩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倾尽真情，毫无保留传授知识，在学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把他们推向科学前沿，还在政治上敢于站出来为学生说公道话，爱才如宝，保护他们。王大珩的学生王之江院士是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年轻时为人耿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批判目标。王大珩得知后立刻跑到吉林省委找到宣传部长，拍着胸脯说：“我以老师的身份担保王之江绝对没有问题。”那位宣传部长被他感动，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好老师。”

反“右”时，王大珩为了保护学生，竟差一点把自己折腾到“右派”堆里。他毫不在乎这些，他就是要为年轻人开路，帮助他们攀上科学高峰。他的学生王乃弘上世纪50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和微光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做出巨大贡献；邓锡铭研究激光核聚变取得了突出成绩；江文汉在我国开拓了自适应光学……王老一说起他的学生就两眼放光，滔滔不绝，还自豪地说，他有十多个学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他就是喜欢从学生们身上看到中国光学的发展前途。他的科学生命在他的学生身上延续、光大，他身后已成长起一支朝气蓬勃年轻有为的光学工程队伍。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待续）